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后起文类，没有中心，亦无边界，是一片开放地带。众所周知它产生于1960年代美国纪实文学冲击纯文学、新新闻主义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合力中，并借助新媒介成为阅读市场长盛不衰的主要样式。非虚构写作半个世纪以来的欣欣向荣，与其记录时代历史、密切关注现实的特质紧密相关。其鲜明的公共性，又因社交媒体异军突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而得到彰显。本文从非虚构写作“文类”的产生，探究中国当代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媒介化环境，并针对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个人表达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论析中国当代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与问题。

　　近十余年在中国，“非虚构”写作因新的冠名而俨然成为新文体，在媒介传播中渐据显耀位置，并陆续被纳入高校创意写作教程。而出版营销机构公布的畅销书榜中，非虚构常据泰半。由于“非虚构”在命名与实践之间存在错位，导致一些理论批评存在逻辑悖谬。报告文学原为非虚构重要体裁，却被当下非虚构作家与批评家排拒。非虚构写作在半个世纪以来的繁荣，与其记录时代、反思历史、密切关注现实的特质紧密相关；其鲜明的公共性，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因网络传播兴起、虚拟公共空间的形成而得到彰显。然而，真实性与文学性（虚构）如何统一，个人表达如何体现公共性，却是中国非虚构写作面临的两难困境。而如何在新新闻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建构新的平衡，亦为非虚构理论与实践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聚焦公共性与真实性，在厘清理论概念的同时，为当下非虚构写作提供一种批评意见。

　　“非虚构”是一个在欧美形成的泛文学写作概念，即传统小说之外叙事散文（prose）的总称，尤指以真实事件为记叙本体的叙事散文。1在现代欧美纸媒界，以“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对泛文学书籍进行分类是一种惯例。2非虚构囊括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体，如回忆录、传记、报告文学、游记、科普、通俗历史、随笔散文等。西方文论史上自亚里士多德始，一直将虚构性视为“文学的核心性质”3，“以为虚构叙事文的本质即完美叙事文，或任意叙事文的典范”4，“‘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5，故主流叙事学往往只“专注于虚构作品的叙事形式”6。然而，这并不妨碍非虚构作为另一种类型的写作，对受众一直存在的吸引力，以及其特定含义上的文学性。如欧洲文学史上流传甚广的自传，从奥古斯汀到卢梭的《忏悔录》，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与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早都被视为文学经典。丘吉尔甚至凭这部自传/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评论将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看作非虚构写作第一次获诺奖不准确）。非虚构写作题材丰富多样，形式无一定之规。那些公认的非虚构经典，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汉娜•阿伦特“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其叙事程式和语言技巧相异何止霄壤。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非虚构并未被视为文学的一种类型。直1960年代美国畅行非虚构写作热和新新闻主义潮流，才被视为与文学相关的一种写作文类。

　　1966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以长篇小说形式描述新闻事件，在《》书评周刊畅销榜上连续55周排第一，其创造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新概念也不胫而走。1968年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有意“混淆”小说与历史7，先后获普利策非虚构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被当时倡导“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汤姆•沃尔夫列为新新闻作品的典范。1960年代，美国政治震荡，激进文化蜂起，社会运动波澜壮阔，由于“每天的‘现实’变得甚至比小说更离奇动人”，促成不少小说家“暂时地放弃了小说创作，转而写社会评论、纪实文学和充满活力的报告文学”，其结果是文学与新闻、纪实与虚构之间跨界融合，“‘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传统差别看起来在不断地消失”8。而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普遍开设，将非虚构写作纳入高等教育的正式课程，使非虚构从理论到实践都范式化为“文类”（genre）。创意写作在美国大学教育中别具价值，贯彻人人皆可以写作的理念，曾在越战后用于退役军人教育，后来又用于黑人和移民教育，在心理治疗和创作实践上取得双重成功。9而当代美国，非虚构作品现身各种媒体和畅销书排行榜，“迷住了公共电台听众、影像纪录片粉丝和电视观众”。在“大学校园里，许多系科讲授某种形式的非虚构叙事，如人类学系、传播学系、创意写作系、历史系、新闻系、文学系和社会学系”。10如此，“非虚构”这个概念，在保留其宽泛的体裁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文本写作的范式特征，那就是“讲述线。

　　710公海赌船

　　在西方经典文学的传统中，“虚构”乃指构建故事的想象，在传奇、浪漫小说、讽喻小说和神话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而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novel），也因其作为小说类文体而拥有虚构的权力。所以，“非虚构”non-fiction之“非”（non），是一种排除法——凡难于归入想象虚构类的叙事文本，皆为非虚构。而在叙述方式上，非虚构并不排斥小说的技法——小说靠想象构建情节，非虚构则靠选择（剪辑）真实事件的细节、环境、人物等，去凸显虚构所具有的艺术与阅读的魅力。小说与非虚构写作文本的明显区别，就在于小说是“发明”故事，而非虚构则是“发现”故事。然而作为类的存在，小说具有虚构“情节”这一叙事学核心特质（一度流行的意识流、新小说，只是一种陌生化的创新手法，并未改变小说作为文体“类型”的情节叙事特征）。“非虚构”写作则除了忠实于事实本相外别无囿限，因而它没有中心，亦无边界，是一片写作任意驰骋的开放地带。

　　国内对非虚构的讨论和研究，存在的一种焦虑，便是非虚构概念边界不明确，难以界定。这种焦虑缘于其思维和感知，尚停留在纸媒印刷文化时代。“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12，而在数字化的网络传播融媒体时代，“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13。网络传播媒介的兴起，与非等级、去中心和多元化社会“后现代”特性，天然融为一体；知识普及、信息爆炸，人们的经验和见识，因媒介化社会环境而使受众的阅读兴趣愈来愈远离传奇、想象，趋向直接经验和公共共情的现实世界。尤其是新媒体传播力和受众话语权，因电子信息技术得到了颠覆性的提升。因此，“人人可为”的写作得以实现，非虚构写作的空间获得神奇拓展。韦勒克曾指出：“现代的类型理论不但不强调种类与种类之间的区分，反而把兴趣集中在寻找某一个种类中所包含的并与其他种类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学技巧和文学效用。”14因此，为非虚构厘定明晰坚硬的类型边界，既难实现，也似无必要。

　　1980年代，便有学者以“非虚构文学”统摄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等文体15，但这个新概念几乎未引起学界关注。近十年兴起的“非虚构”热，公认的关键时间节点，是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2010年的振臂一呼。16尽管在《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前，已有一些纯文学刊物开设“非虚构”类专栏并属意非虚构文学。如1996年《天涯》的“民间语文”，2006年《钟山》的“非虚构文本”等，然而《人民文学》的话语权对“命名”仍有不可低估的贡献。它借助其独具的文化资本垄断性与权威性，成功使“非虚构”成为全社会媒介的焦点。它吸纳网络和民间写作，啸聚起一批新锐作家，陆续刊发若干优秀非虚构作品，如梁鸿《梁庄》系列，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拆楼记》，李娟《冬牧场》等。这些无一例外网络阅读中被受众热捧的作品，使“非虚构写作”成为吹向沉闷文坛的一席春风。可以说，在激发作家走向基层与民间，重建主流作品的社会价值上，《人民文学》如新时期之初以《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引领报告文学强劲崛起一样，为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非虚构”写作潮涌之初，诱因诚然有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对1990年代以来，写作脱离公共性而陷入个人书写和表现的一种自觉反拨，17然而除此“历史必然”的表象，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网络传播，孕育出深广度前所未有的媒介化社会，对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完整理解非虚构写作的勃兴，就不能不涉及与我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同步的，社会媒介化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民阅读得到培育，市民意识被唤醒，市民文化重获复苏，网络传播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力量倍增器，新媒体的传播力相比传统媒体呈几何级数的暴增，重塑受众与培育受众的成效令人瞠目结舌，并形成了崭新话语与文化权力。

　　由社会的媒介化而形成媒介化社会，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始终与个人权利的增长和社会整体自由度的扩大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80—90年代。此前，媒体只是“两报一刊”的传声筒，其媒介的原本功能几乎被单一宣传性所占据。改革开放从南中国的特区群开始，经济的开放，带来传媒环境的变化，出现“蛇口风波”现象。18党报一统江湖的格局被打破，晚报、都市报等各类市民化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商业性的广告业促进了报业，报业的繁荣又反哺广告业与经济。于是市民阅读急剧扩充，社会的开放性与信息量获得很大提升。以特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实践，激活和孳育了市民媒介，传统媒体逐渐恢复了其本来职能。第二阶段是电视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崛起，这一麦克卢汉所谓“革命性的媒介”19，198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从其雄踞广告金额第一可知，电视媒介的受众逐渐远超传统纸媒，社会的媒介化达到传统媒体的顶峰。然而，真正实现社会媒介化的新因素，却是起于199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方兴未艾的网络新媒体。网络传播从Veb1至Veb2再进化到今天智能化大数据的Veb3，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货真价实的媒介革命乃至文化革命。1980年代中期托夫勒揭示“信息时代浪潮”时20，网络传播还不为人知，还没有实现真正“民”商业化的普遍应用。1995年国门大开迎网络，21由此开启难以预测的社会媒介化的全新过程。以2003年三网融合，尤以2010年手机3G应用始，“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则更加像人类新的DNA”，“从本质上蜕变催生出一个新的世界”。22手机作为个人信息移动传受的终端，使QQ博客、微信微博、APP（包括快手、抖音等）等迅速遍及有效受众，产生了巨大社会效应。整个社会，在信息控制度相对趋紧的情势下，因网络传播而实现了程度颇深的潜滋暗长的奇异的社会媒介化。

　　媒介化社会对发展非虚构写作毋庸置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概而言之，社会的媒介化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或非虚构写作在因网络传播形成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呈现出迥异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特性，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网络传播对受众和作者的双重培育，使得非虚构写作的领地迅速扩张。如早期网络名写手李寻欢所言，“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23。网络媒介构成了网络写作的前提。“弱势人群有了‘人人都可当作家’的平等权力，形成了‘全民写作’的新机制。”24如此，读者与作者获得超越量级的双重增长。其次，媒介化社会赋权国民的话语权，极大推进非虚构的写作实践；而非虚构的写作实践又反过来孕育提升国民参与、影响、干预社会的兴趣与能力。两者良性互动，使得非虚构写作空前繁荣。其三，社会的媒介化特性，彰显了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真实性和即临感，使非虚构写作的标配——“浸入式”采访，25得到以普罗大众作者身份亲历事件全过程的方式，获得近似性的认同，不自觉地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严苛要求。而非虚构的公共性维度与体制写作的宣传特性之间的区别，就愈加显明。

　　当然，媒介化社会的信息爆炸和传播无序，在非虚构写作上表现出的“同质化”负效应，使受众容易丧失“自我决断的能力”，“不再是具有批判思维和对抗行为的富于生命力的大众”26。恰如法兰克福派的观点，媒介的大量标准化生产，会导致创作个性被泯灭。个性的泯灭会拉低受众的欣赏能力，造成快餐文化泛滥。这也许是媒介化社会这把双刃剑无可逃遁的负面效能。

　　媒介化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与利用媒介控制意识形态的需求并存。二是媒介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网络传播中涌现的社交自媒体工具，容易形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虚拟空间零距离身份认同特点。三是原子化个体与现代人的“情感饥渴”27。而这三大特征恰恰与推进非虚构写作的内在需求相洽相融。

　　实际上，媒介化社会的特性，是以推进虚构写作开启网络写作的成功效应的，“榕树下”文学网便是代表。源于1997年美籍华人朱威廉个人创作主页的“榕树下”汉语文学门户网，是拥有全球最多原创文学作品、大品牌的文学网站。28它倡导“大众的文学”，“生活、感受、随想”等理念，催生和凝聚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新锐作家，如慕容雪村、韩寒、李寻欢、安妮宝贝、郭敬明等，也同时借助网络使许多文学爱好者梦想成真。“榕树下”多次举办网络大赛，阿城、王安忆、余华、苏童、陈村、李敬泽、麦家、马原等名家均曾出任评委。它与国内多家平面媒体（出版社）、影视公司、新闻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在文化界引发以“榕树下”为代表的“网络文学”现象全国大讨论。

　　虚构写作在网络传播下获得的成功，一方面为纯文学续命，另一方面，显示了网络传播下的媒介化社会强大传播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顺势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大门，给正在式微的虚构纯文学之外的非虚构写作，带来强劲发展机遇。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深圳，率先开展一年一度的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文学”的概念已超越纯文学，拥有更广阔的外延）大赛，推进了民间写作、虚构和非虚构作家的成长。2009年11月，大赛推出长篇非虚构类作品奖项，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由此诞生。2013年，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国际南方文学周”，增设了“非虚构写作”奖项，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和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分别以“文学”“历史”和“传记”类获中国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可见，网络文学的成功探索，对非虚构写作借力媒介化社会的传播获得极大发展，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

　　1990年代中期，《南方周末》《随笔》《读者》《读书》等逐渐取代纯文学刊物，成为知识阶层乃至市民阅读的主要媒介。2000年后都市报勃兴，它们不再一味承担传统报纸的政务宣传功能，转而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公共性、社会责任和商业性形成新的融合。新闻特稿大受欢迎，普利策获奖作品成为《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系训练记者的重点教材。《中国青年报》因“冰点”而火，《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成为特稿生产重镇，拥有广泛受众。这些传统媒体因国家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获得了相对自由创新的生机。2003年后，网络传播渐入佳境，其即时、流动、传播力无与伦比地增长的特点，迅速大幅度扩展了新闻事件阅读和积极参与公共舆论的受众，网络写作与阅读的特殊互动融合，延伸了人们的知觉，开掘了网民从事日常生活、私人故事及底层书写的巨大空间。

　　于是，粉丝蜂拥而至“非虚构写作”网络平台，如“中国三明治”，界面新闻“正午故事”，腾讯“谷雨故事”，网易“人间”，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 刺猬公社“Epoch故事小馆”，以及以工作室或微信公众号运行的“地平线Nonfiction”“ONE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全民故事计划”“故事硬核”等，一时蔚为大观。

　　同时，非虚构为主题的大赛也风生水起。2010年《人民文学》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在年度人民文学奖（茅台杯）中增设“非虚构作品”奖。2013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报业集团主持颁发全国首届虚构写作大奖，使非虚构写作概念得以广泛传播。2017年，网易新闻联合17家媒体评出首届网易号非虚构写作文学奖。2016—2018年，南方都市报发起两届“南都杯中小学生非虚构作文大赛”。第一届（2016）历时5个月收稿7425篇，选登作品在南都APP、官方微博、微信获近700万点击。29第二届（2018）历时4个月收稿9000多篇，900篇入围作品获966万人次网络投票。302017年，“真实故事计划”启动“非虚构写作大赛”，至2020年已举办三届，首届大赛奖金总额达百万。312019年，澎湃新闻设奖金30万元，联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今日头条共同主办“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历时6个月，收稿4264篇。该奖“旨在挖掘极具价值的时代标本，培育优秀写作者，并长期孵化纪实类佳作”。其获奖作品涉及海难、电信诈骗、化工爆炸事故等现实题材及一些富于价值的历史题材。322020年11月，团结出版社主办、光明网承办《“特写杯”非虚构写作大赛》，征集非虚构类原创文字和视频作品。33

　　综上，各类非虚构写作借网络传播、各类媒体趋赴通俗大众，语言深入浅出、富有时代生机与幽默情调，形成中国非虚构写作生机无限的壮观大潮。

　　报告文学体裁本属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子类型，却被不少当下非虚构写作实践者有意防范甚至拒绝。李敬泽在解释“何为‘非虚构’”时说，“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34；杨庆祥也在不同场合持相似观点。梁鸿否认自己的作品是报告文学，尽管《梁庄在中国》获得2012年度“优秀报告文学”奖。她解释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更注重社会大事件和社会大运动，以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为基本对象。而非虚构更注重个体的、普通的人生和生命，是微观的书写，致力于考察被遮蔽的东西和尚未澄清的事物。”35她认为非虚构作者“以‘有限的个人’视角进入文本，而报告文学基本采用上帝一般的全知叙述者”36。类似观点，在研究论著中反复出现，已成为非虚构论述的共识——“当‘非虚构’写作经由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至新媒体时代的大众化写作，亲近民间及追求‘好故事’的写作方式使得‘非虚构’对真实的描述方式已然发生了变化”37。但事实上，全知叙事在非虚构写作中并不鲜见（卡波特的《冷血》即如此），而描写社会重大事件，却是欧美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常态。非虚构写作半个世纪以来的欣欣向荣，与其记录“时代”、反思“历史”、密切关注现实的文类特性紧密相关。其对现实浓烈的“浸入”，正契合了媒介化社会下大众的期待与趣味。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初始体裁报告文学，也并不必然倾情重大题材。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繁荣时，聚焦普通人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数。如写中小学教师待遇的《神圣忧思录》，写医生生存困境的《红色十字架》，从亲子关系揭示心理问题的《你在哪里失去了他》，记录西北林场工人命运的《胡杨泪》，写出国留学热的《世界大串联》，关注女性的《人工流产》，揭示独生子女问题的《中国小皇帝》，记录双轨制下劳资新关系的《雇工世界》，描写城市亚文化的《中国当代舞潮》，报道乞丐生活的《丐帮漂流记》等，不一而足。强调非虚构作品的“个人化”维度，意在委婉否定1990年代后报告文学脱离现实的“宣传腔”和功利化，38但从体裁上予以断然切割，未免概念欠周延。实际上，记录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通过普通个体观照社会，达到以点带面直面社会弊端，正是当下非虚构写作与1980年代报告文学无法割断的内在文脉。

　　以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性”意味与公权相对、维护个人权利为目的而形成的公共舆论。公共性的出发点是“个人意愿”的表达，但“个人意愿”并非具有天然合法性，而应通过话语形式即公共讨论获得合法性认同，媒介就成为线今天，社会的媒介化构成了写作公共性的必备条件。网络媒介不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民表达平台与范式，还因此鼓舞和培育了以表达实现其公共性为宗旨的市民群体。而写作的公共性，就是指作品“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40。

　　中国非虚构写作对公共性的认知，兴起于“重建文学社会属性”的思潮与行动。在此意义上，非虚构写作被认为是一种知识分子借助泛文学体裁介入社会的线本世纪初，“三农”问题屡见于学者呼吁和作家书写（于建嵘、李昌平、温铁军、陈桂棣、春桃等），也是新闻媒体“特稿”或深度报道的热门话题。由此形成的公共舆论，促进了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革（如取消农业税和农业费）。梁鸿、袁凌、黄灯等“返乡”书写或“底层”书写者，未像新闻记者或《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那样有明显的干预意识，但他们基于家乡现实产生的忧郁和不平——“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促使他们“调查、分析、审视”42。其笔底乡村所呈现的问题，如土地过度开发产生的环境污染，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农村虚空凋敝，老人孤独贫病、留守儿童缺乏教育关怀、城市农民工漂泊无助等，都相当有代表性。如温铁军所说，“梁庄”“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43，梁鸿将书命名为“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即含此义。乡村的困境和2.5亿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的生存现状，是中国近二十年经济奇迹中被遮蔽的部分，因而成为返乡书写重点揭示的内容。在梁鸿等非虚构写作之前，污染、土地权利、矿难、尘肺病、留守/流动儿童、民工讨薪等，早已成为媒介舆论的公共话题。他们的写作，如姚斯的接受理论所言，唤起了读者熟知的来自较早文本的期待视界。而“非虚构”的冠名及网络带来的读写公共空间，使梁鸿等的作品拥有了空前的反响，提振了以乡村和农民工为题材的“底层写作”。

　　不过，梁鸿等返乡作者的主观倾向也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梁鸿等返乡作家充满“乡愁”的“破碎”感，是“高于对象”的“优越”姿态（即“启蒙”立场）所致44，其笔下的乡村形象过于“负面”45，“荒凉”意象暗合鲁迅式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想象46，而这注定影响到其公共性的效能。这种观点与论者对非虚构文体真实性的定位与要求有关。他们忧虑作者先入为主，会损害事实的本相。当然，任何写作行为都是个人表达与实现公共性的矛盾统一体。在个人表达太突出时，人们会担心这种表达因个人属性而难以获得受众的共鸣，从而缺失其公共性；但片面强化公共性，又会导致个人表达的缺位，而使这样的公共性无所依傍。非虚构写作的倡导者们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用写作的真实性作为桥梁，连接个人表达与公共性。因此，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就以独特的不可或缺的姿态呈现出来。可见，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基石，就在于其书写“真人真事”。代表非虚构写作的新新闻主义，本来是对新闻专业主义写作日渐显露出的呆板冷峻的一种矫枉，但其实也就注定带着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类文体写作秉持的真实理念，并以此来超越虚构写作的文学性。47它不像虚构文学那样迈过“生活真实”追求“艺术真实”，它首先要求写出“生活真实”，而这个真实形成了大众接受的基础。欧美非虚构作家对真实的调查与尊崇，几近苛刻。董乐山翻译的《巴黎烧了吗？》，“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作者经过1000天的采访，800人的口述，搜集了536段个人经历，全景呈现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的那一天。48阿里克谢耶维奇为写二战苏联女兵，走遍前苏联，经过几十趟旅行、五百多次采访，从数百盒几千米长的录音中反复筛选。49因《江城》和《行路中国》闻名的美国非虚构作家彼得•海斯勒（何伟）恪守真实的写作选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为美国著名非虚构写作权威和报人，他在描述《纽约客》编辑处理非虚构来稿时说：该刊物专门设有“一个规模庞大且运作得力的事实核查部门”，对来稿叙述的事实“进行核实，以确保叙述都是线。国内非虚构作家蒋岚说“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无缘”51，亦意在强调忠实描述事实是非虚构的质的规定。

　　不过，非虚构的真实性，并不意味叙述者必须掌握全部真相。实际上，完整无缺地忠实再现记叙对象的“全面”真实，几乎是一个神话。当客观现实经由作者“看见”并加以描述，便已被作者的心灵“过滤”，与本初的真实“隔了三层”，因此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注定杂糅了写作主体的烙印。“作家一旦开始讲述故事，就会型塑那段经验，写出来的故事充其量也不过是现实的局部版本”52，而口述者的讲述也具有不可靠性。现代神经科学早已证明人的记忆具有无意识选择倾向，留在记忆中的是已被“筛选”过的事实，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还可能出现“眼见不为实”的错觉。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一个八岁孩子对一记耳光的记忆就是错觉。53耳光打在父亲脸上，即便已从当时在现场的母亲那里得到证实，可那记大耳光打在脸上的痛楚，女孩却一直记忆犹新。不过，这错误记忆本身，反映了另一个事实——八岁小孩面对成人的残忍暴力，内心的惊惧刻骨铭心。承认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并不意味可以虚构事实。而是说，以完全客观和完整无缺的真实要求非虚构作家与作品，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叙述主体的主观表达，恰是非虚构写作文学性构成的核心元素。非虚构作品呈现的客观事实，经由人的眼睛和心灵，被赋予了叙事主体的洞察力与感知力，渗透了情感和价值观。“在非虚构写作中，几乎所有作家都会采取‘元叙事’的策略，让创作主体带着天然的合法性身份，置身于叙事现场。”54而作者借对事实与细节、人物与环境等的剪裁重置（以此实现虚构之效），以厚植作品的阅读魅力（即文学性），其目的也是为强化作品阅读性的同时，不能丢失与虚构作品的最大区别——作品的真实性。阿里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多客观展示受访者的口述，她作为叙事主体仿佛一架无声的摄录机，不加选择“照单全收”。其实，她从巨量录音中选择材料加以剪辑摄取，便是一种主观行为。她对“真实”有独到的看法，认为受访者对历史“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有时比“简单和呆板的事实”“更接近线。冯骥才写作《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严格遵循对亲历者“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56，但由此构成的文本，经由叙事主体的连缀，便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历史档案，还是令人荡气回肠的“有意味的”情感形式。

　　非虚构只在忠于真实事件这一点上，与虚构文学形成异质分野。而在叙述手法的选择、经营，情节的营造，语言的优美诗性追求上，与虚构文学并无二致，这使其比单纯新闻和社会学、人类学文本更富于审美意境。要之，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虚构）的对立统一，其实与非虚构写作的个人表达与公共性的关系类似，形成非虚构写作的第二个两难困境。非虚构写作始终对虚构写作（文学）保持高度戒备，生怕文本沾染上想象和虚构而会减退自身真实性的魅力；但非虚构写作以新闻类文体凸显自己的真实性时，实际上必须大量借助对事实与细节的选择、剪裁和结构，以形成作品的审美价值，从而吸引受众。否则，阿里克谢耶维奇就不会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应获普利策奖了。所以，非虚构写作如何在新新闻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破与立实践过程中，建构起新的平衡，将是非虚构写作理论与实践要着力解决的难题。

　　非虚构写作大大“溢出”纯文学平台的现象起于美国，在中国的情形也是相似的。当《时尚先生》《智族GQ》等都市消费刊物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传播平台，以及类似的平台推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非虚构文类在图书市场的份额也愈来愈重。57我们相信，借助新媒体传播形成媒介化社会的“写作的民主化”时代确已降临。58如非虚构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就是一个明显表征——2016年7月11日该平台发布其第一个故事《临终者联盟里的布道人》后，从零粉丝到超100万阅读仅历时24小时。公号成立一年后粉丝达100万，平台接收投稿最多时每天6000多篇59，一日一文持续不断、读者评价颇高60——可证非虚构的写作与阅读已渐居主流。非虚构写作各类形式的呈现，如目前网络影视传播的盛况（哔哩哔哩网、抖音与快手等），也证明其拥有巨大发展空间。61在话语平权、全民写作的时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极有可能取代影响力急剧下降的小说、诗歌等‘虚构写作’，成为当代写作的主体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与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YJA751047）的阶段性成果]

　　2如书店和一些公共图书馆以fiction和nonfiction对书籍归类放置；报刊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著名的如《》书评周刊、《时代》杂志畅销书榜）常常将书分为fiction 和nonfiction两类。

　　3 5 14[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14、235页。

　　4 6[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83页。

　　8[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仲大军、周友皋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9许道军：《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假想敌与对立面》，《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10 11[美]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前言》，《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英文原题是“讲述真实的故事：哈佛大学雷曼基金非虚构写作指南”），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Ⅴ—Ⅵ、Ⅷ页。

　　12[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3 19[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8、387页。

　　15南平、王晖《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非虚构文学理论批评，作者用清晰的理论概念，具体分析了当时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等创作。

　　16《人民文学》对非虚构的命名，初始偶然，主编李敬泽为刊发韩石山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在第2期增设了一个乾坤袋式的“非虚构”栏目，以便将来“什么都可以装”（ 陈竞：《李敬泽：文学的求线日）。与此同时，基于对“新的可能性”的期待，该刊号召作家和普通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写“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的那种非虚构小说”，写“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 《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卷首）。同年10月，该刊启动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吁请作家走出书斋，走向现场，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写作项目，各提供1万元资助经费，并且自该年起，在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中增设两个“非虚构作品”奖，奖金各1万元（“中国作家网” ）。

　　17此类观点的代表，参见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181988年1月13日晚，蛇口举行“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位专家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蛇口青年展开了激烈论战。《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作了报道，最终引发《人民日报》发表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 ，史称“蛇口风波”。这一次“风波”一般多从观念的新旧冲突去看待，但实际上也标志着以特区媒介的突破为代表的新型媒介化社会开始形成。

　　20见[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托夫勒在该书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代，肇始于8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始于18世纪机器革命的工业文明，起于1950年代末的“信息时代浪潮”。该书以其前卫先锋的“第三次浪潮”观点，风靡1980年代全中国。

　　21 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正式将互联网定位为继报刊纸媒、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后的第四媒体。

　　22参见徐昊、马斌《时代的变换——互联网构建新世界》一书马化腾所作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24欧阳友权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25孙珉、韦李珍、刘晓璐：《浸入与驱逐：聚焦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的强情节建构》，《当代传播》2020年第2期。该文认为浸入“是读者与文本产生共鸣，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浸入式效果”。

　　26杨华：《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和文化批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7此观点见张晓锋《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现代传播》2010年第7期。

　　29南方都市报主编《南都杯中小学非虚构作文大赛优秀作品选（2016—2017）》，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2见《“澎湃•镜相”写作大赛落幕，30万元奖金花落谁家》， “澎湃•镜相” 微信公号“彭客工坊”2019年7月21日。

　　36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7刘弟娥：《新媒介视阈下非虚构写作教学可行性探析》，《贺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38杨庆祥指19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在“体制化”中逐渐沦为“宣传文学”，李敬泽因其堕落为“歌功颂德的赞助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抨击其“衰朽”。分别见杨庆祥、沈闪《“非虚构”与“体制化”——“非虚构写作”对谈》，《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39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章及1990年版序言。[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40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41参见陈竞《李敬泽：文学的求线日；李松睿等《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42梁鸿：《从梁庄出发•前言》，《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3温铁军对《中国在梁庄》的评价，见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44李丹梦在《非虚构之“非”》中，认为梁鸿作为返乡的“高级知识分子”，其身份是“矜持、优越而精英化”的，其对乡村的描写，出自启蒙者的预设立场，因而是片面的。见《70后批评家文丛•李丹梦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45见李云雷主持《〈梁庄〉讨论会纪要》中李丹梦的发言，《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46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47笔者赞同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认为非虚构具有跨界（文学、新闻、社会学等）和跨文体性质。但也有学者主张将非虚构写作分为新闻性和文学性两类，后者见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

　　48董乐山：《译序》，《巴黎烧了吗？》，[美]拉莱•柯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49[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吕思宁译，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50引自吴琼《以“非虚构”虚构中国——何伟“中国三部曲”的文类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2[美]特雷西•吉德尔、理查•德托德：《非虚构的艺术》，黄红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4页。

　　53冯骥才：《一个八岁的陪绑者》，《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54洪治纲：《非虚构：如何张扬“线[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后记》，方祖芳、郭成业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页。

　　56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0世纪美国，“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写作量由50年代以前的占写作量的1/3，到了60年代猛增至2/3，以至于使一些人认为小说快要死亡了”（见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译者前言，仲大军、周友皋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中国近年各大出版机构和媒体的推荐书目或畅销书单，非虚构类往往居显要位置。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杭州市市委宣传部、中国图书馆学会等七家机构承办的国家级文化项目“中国阅读”所颁布的《2019年度最受欢迎图书榜单》，70种图书入围，文学仅占二十余种，非虚构类占绝大部分（）。《出版人》杂志公布的2020年当当网“电子书畅销榜TOP10”，文学只有2种，8种是非虚构；“电子新书书榜TOP10”，没有虚构类（）。《出版人》杂志2021年6月推荐书目《六月荐书》，分“文学”“人文社科““经营”“教育”“学术”“生活”“少儿”七类共20种，2种是文学（小说），刨除“经营”类2种，其余16种均属非虚构（）。

　　58徐刚指出，非虚构写作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推进了写作的民主化，即“写作不再仅仅是文学家的专利，而且是一切普通人的权利”。徐刚：《虚构性的质疑与写作的民主化——非虚构写作漫议》，《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59澎湃新闻《“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非虚构的价值更在于普通大众》，。

　　60这是本文写作（2020—2021年）时的情形。目前，该平台尽管仍保持经常更新，但一日一文不再。

　　61据“真实故事计划”宣布，其平台发布的作品已有多篇与影视公司签约。在欧美，电影改编自非虚构作品是一个常态，今年获奥斯卡奖的《无依之地》便是一例。更多案例和理论分析，参见王晖、艾志杰《跨媒介语境下非虚构文学的电影改编》，《电影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