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存忠：民国时期外国文学重镇的掌舵人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为当仁不让的第一学府。自1932到1941年，国立中央大学一直由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担任校长，共有文、理、法、工、 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其院系之多、学科之全、学生之众，居于全国高校之首。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瑞蕻（1915年11月28日—1999年2月15日)曾描述过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1903年5月10日-1987年8月2日）的风貌：“他那时不到40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范存忠有光鲜耀眼的学术履历：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外国语言文学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英国古典文学专业，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3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回国至1949年解放前夕，范存忠一直在国立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当之无愧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重镇的掌舵人。

　　在国立中央大学，范存忠先后开过阅读，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史、语言史、专题研究等理论与实践课程，把他博大精深的学问，通过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点点滴滴地滋润学生们的心田，正如杜甫所说：“润物细无声。”

　　有中大校友回忆（《回忆范存忠教授》，东南大学校友总会网2009-11-16）：二年级在沙坪坝，我开始听范先生的课。他亲自教二年级的英文作文课，那个课是中大的热门课，许多外系的同学来旁听。每次上课时，课堂里挤满了人。范先生要我们每星期写一篇文章。他先把我们在课堂上写的作文看一遍，把每篇文章里的错误都仔仔细细地改正。然后在班上发回让我们自己修改，最后他再作改定，并在课堂上讲解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样就使我们从感性到理性逐步提高。在发还之前，他先选了几篇他认为最好的文章，念给大家听。念完之后就说出那位同学的名字，让他上去领回自己的文章。这是给那位同学一个荣誉，也是很大的鼓励。我很荣幸，有一次我的文章也被他在班上念出来了。我在那文章里写了一个笑话。范先生念了那笑话后，全班同学都大笑。从那时候起我对英文的自信心大为增加。我发现我的英文不仅能使人听懂，而且还能令人发笑。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激范先生给我这个自信心。

　　杨苡（1919年9月12日-2023年1月27日）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译林出版社，2023年）回忆道：我不是好学生，在西南联大不是，在中央大学也还是不用功。“范存忠先生教我们语言史，一学期下来，我也没搞明白Linguistics（语言学）说的是什么 ”。“有一次课上，范先生让我回答问题，我整个答不上来。他见我答不上来，便摆摆手让我坐下，后来再没叫我回答过问题。范先生是我的恩师，对我很好，我的许多麻烦都是他帮我解决的。他也不是课讲得不好，没办法，我对语言学就是不感兴趣”。

　　“我就因为没有党义课的成绩，差点毕不了业。那是到快毕业的时候了，各门成绩统计出来发现‘党义’那门没我的成绩。教务处的人把我叫去问话，我说，联大没这课，他说，‘党义’怎么能没有呢？！好像这课是天经地义必须有的，联大是乱弹琴。他还说这是必修课，没修过不能毕业！口气很凶。我一听急了，就去找系主任范存忠先生。他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联大没这门课啊。在中大，‘党义’大概不是一年级就是二年级上的，我过来借读是从三年级上起，怎么会有成绩呢？范先生一听就明白了，领着我一起去教务处。教务处的人见范先生出面，态度就不一样了。范先生让我在外面等，他进去和教务处的人商量。一会儿范先生出来，告诉我有个变通的办法：我修一门‘契约’课，有个成绩，就算过关”。后来毕业时我的成绩单上就有了‘党义’一栏，把‘契约’的成绩填在了下面。”

　　有段时间，同学中对杨苡有些议论，觉得她老泡茶馆，考试怎么能过关？有一次甚至告到系主任范存忠先生那里，怀疑杨苡的中学周佩珍（中大外文系打字室打字员）把考试题泄露给她了，要不然怎么快考试了她还优哉游哉的，天天和周佩珍在一起？有人告上去，范先生自然要过问。他把杨苡叫去，问她怎么回事儿，杨苡说了和周之间的同学关系，也说了泄题的事绝对没有。范先生最后的处理也有意思，他把原来的卷子废掉了，重新出了张试卷。

　　为了更好地搞好英国文学的教学，范存忠编过各种教材。其中由范存忠主编的大学一年级英语一、二、三册，着重选择范文，附以注释，曾为当时其他各校采用（叶明：《风范长存，忠厚学者：一代宗师范存忠 》，凤凰台上 2024-03-30 ）。

　　范存忠与柳无忌（1907年-2002年）合编的《近代英国散文选》第一辑，包括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最典范710公海赌赌船官网欢迎您的散文，附有详细注释。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如第一册中A.Clutton―Brock的《战前星期天》（Sunday Before the War）、WilliamH.Hudson的《捉鸽子》（Catching－Doves）、RobertLynd的《害羞的父亲们》（Shy Fathers）；第二册中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 People Off）、E.Hemingway的《雨中的猫》（Catin the Rain）、K.Mansfield的《苹果树》（The Apple Tree）；第三册中J.B.Priestly的《初雪》（First Snow）、W.S.Maugh－am的《哲学家》（ThePhilosopher）、T.H.Hux－ley的《自传》（Autobiography）等。这套教材编成后由当时沙坪坝一家正风出版社印行，在1942年初版之后，行销很广。不但中央大学每年都用，其他几个大学也采用了，很受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后1948年还出了第四版。

　　1940年，范存忠应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社之约，写了一套关于英语学习的文字，共十二篇。这十二篇文章集中起来出了单行本，书名《英语学习讲座》，列入中国文化服务社所出的“青年文库”， 在1944-1946年间连印了三版。

　　198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该书。2010年，译林出版社将该书更名为《范存忠英语学习十二讲》出版。范存忠在有限的篇幅里，站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高度，剖析了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从最基础的技巧训练到词义的玩味、语言和语法方面的比较以及文学的修养等等。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以丰富有趣的实例，阐述了英语学习中常见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书中不仅语言生动活泼，说理也深入浅出，把枯燥无味的语言学、心理学的理论讲得有声有色。

　　范存忠研究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立足中国，注重对比，这使他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国立中央大学时期，范存忠集中研究了十七、十八世纪，特别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及中英文化关系问题。范存忠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对相关英法德等外国文献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阐述中国文化对17、18世纪英国的影响及其源流。

　　自战争以来，中国就陷入了西强我弱的深深自卑中。20世纪30、40年代，国难深重，西学东渐，国人鄙视中国文化、崇洋迷外的年代，范存忠的研究显然不合时宜，也必然被国内学界忽略。范存忠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辟蹊径，去探讨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古老中华文明影响这一课题。

　　在范存忠的笔下，当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相遇，首先是一片“混沌”。这种混沌，从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上便可见一斑。莎士比亚戏剧中一般称中国为“Cathay”契丹，但偶尔也称“China”。两者有何区别，莎翁恐怕自己也不太清楚。而另一位文学巨匠弥尔顿，则在《失乐园》里一会儿把中国称为“西那”（Sena）——据说这个词的来源是“Sin”、“Thin”、“Chin” （秦），一会儿称中国是“塞利卡那”（Sericana） ，意思是“丝绸之国”。

　　范存忠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谈两国文化关系时易流于悬空抽象。因此，他重视搜集史料，力图“作出明确而具体的阐述”。他上溯乔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下迄威廉•琼斯对中国经典的译介与解读，从孔子学说、园林艺术、戏剧小说等多角度切入，分门别类地剖析、阐释，结合历史语境，努力理清错综复杂的关系。范存忠选择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揭示中华文明在西方哲学思想、政治体制、文学戏剧、生活风尚等领域引起的变化。范存忠的民族自豪感促使他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把视角投向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阶段，研究西方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接受过程，走在了时代前面。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范存忠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在那里讲学一年，撰写论文多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对西方的影响，在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成为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学者。范存忠在牛津的“中华俱乐部”作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吸引了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和学者。范存忠讲中文时有浓浓的江苏口音，但英语却流畅而纯正。他交流很自如，思维很敏捷，言谈举止都很有涵养。

　　范存忠在英国访学期间前后所发表的讲演词和学术论文包括：《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青年中国》一卷一期）和《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上、下两篇（《文史哲季刊》，1941年第1-2 期），《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戏剧对欧洲的影响》和《诸子百家等所代表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

　　范存忠治学严谨，任何结论都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具体分析坚实基础上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即从不孤立地去观察问题，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由表及里，探究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理清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使范存忠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

　　《维多利亚女王传》（1943）和《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1943年）是两篇评论传记的文章，《约翰逊传》堪称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维多利亚女王传》则是20世纪初曾经风行过一时的新体传记。《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1944）是范存忠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词，发表后曾由伦敦《》文学副刊以及《札记与问题》介绍评论。

　　此外，范存忠先后在牛津《英国语文学评论》发表论文有：《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1946年10月号），《好述传的英译本评论》（1947年4月号）《中国的寓言与十八世纪初期反对沃尔波的报章文学》（1949年4月号）。范存忠在这些论著中，探讨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历史时，力图作出明确而具体的阐述。

　　范先生１９４５年离开牛津回国，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范先生提前回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二战结束，长途旅行较为安全，也更加顺利。二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计划，那就是成家。有一位中央大学心理学的毕业生在南京等待他的归来。１９４５年，范先生与林风藻在南京结婚。至此，关于范存忠与多位民国女学者恋爱的传闻终于尘埃落定。

　　1933年，范存忠提出并经由校务会议确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设置方针，基本可以标明其外国文学学科群建设在中国现代学术里的风格：（1）注重外国文学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及翻译之能力；（2）讲授外国文学之代表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之文艺思想，以资观摩；（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民族宣扬文化之人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纪事》）由此可见，归国两年的范存忠，已经隐然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领军人物。

　　抗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件很差，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范存忠主持下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却群贤聚集。范存忠利用了当时人才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网罗专家、学者，使得当时的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对于聘请教师，范存忠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一时之间，在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校任教的教授有楼光来（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商承祖（德国汉堡大学博士）、柳无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徐仲年（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初大告（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李茂祥、俞大絪（英国牛津大学硕士）、俞大缜（英国牛津大学硕士）、陈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杨宪益（英国牛津大学硕士）、戴乃迭、沈同洽（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孙晋三（哈佛大学博士）、丁乃通、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萧达等，有的是原在中央大学的，如楼光来、商承祖和徐仲年；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无忌、初大告、俞大絪和孙晋三等。

　　范存忠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青年教师不仅有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占了大半的外校的外文系毕业生，如西南联大的许孟雄、赵瑞蕻、沈长铖、叶柽等。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1944年，范存忠聘他为副教授。1948年，范存忠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让他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他任北京外国语言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任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吕天石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包括翻译了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苔丝》《无名的裘德》等）。赵瑞蕻的《红与黑》译本是在这时中央大学完成的。

　　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

　　柳无忌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国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五年（1941年至1946年）。”

　　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生赵瑞蕻经师长柳无忌推荐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教一年级英文，“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范存忠主持下的中央大学外文系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师资阵容，教授之多几为全校之冠。中央大学外文系老师们的在抗战期间的许多成绩之所以取得，是跟范先生一贯重人才、重学术、重事业的精神力量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孙晋三是集结诸多现代作家和翻译家的大本营的《时与潮文艺》主编。《时与潮文艺》是抗战后期的大型文学期刊，刊登了大量翻译、创作和理论批评作品，不仅成为中外沟通与交流的窗口，也是不同风格的创作对话的空间。它虽然由“ 时与潮社”发行，可真正影响它的却是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们， 包括孙晋三、范存忠、柳无忌、赵瑞麒、盛澄华、方重等人。范存忠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里顿・斯特莱契和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两篇洋洋洒洒的大作。其他教师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纷纷在《时与潮文艺》发表。赵瑞蕻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的叶君健，翻译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

　　徐仲年主编了一个杂志《世界文学》在长沙出版，得到范存忠的大力支持，范存忠也在它上面发表文章。此外，在范先生的引导下，中央大学外文系教师们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从事著译。吴景荣是专门研究JaneAusten和VirginiaWoolf的，他为刘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TinternAbbey）等。

　　范存忠为各位老师的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与良好条件。高瞻远瞩的气魄，博大宽容的胸怀，体现了范存忠的人格力量。对于民国外国文学重镇的掌舵人，范存忠树立起某种标杆式的意义，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参见解楚兰《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正是有这样的学术领导型人物的“孜孜以求”，中国现代学术之一脉弱流才得以在民族战争的风云激荡之下得以苦苦支撑，并创造出令人惊异的辉煌成绩。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正是通过范存忠等人在西迁时代的努力，“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前壮大了”，这样就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

　　有论者甚至认为：“范先生把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外文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好的外文系之一，厥功至伟”（ 王守仁编：《雪林樵夫论中西―――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范存忠能够超越狭隘的一己之见、学科派分、门户私利，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脚踏实地做出实质推进与贡献的人。在当代如此喧嚣的学术场域里，我们实在太需要、太期待范存忠这样的学术重镇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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